《红楼梦》是我国的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它除了具有进步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外，还包含着散见于小说中的有关文论、诗论、画论、曲论等艺术思想。这些虽然大多是出于小说中的人物之口，但在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曹雪芹本人的艺术观点。《红楼梦》中的一些人物不仅创作诗，而且评论诗，提出了许多关于诗的见解和看法，在立意、取材、炼字等方面特别强调了作诗须求真求新。 一 《红楼梦》论诗十分重视和讲究立意。第四十八回写林黛玉指导香菱学诗时，有这样一段议论： 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真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没事的，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从这段诗论中可以看出，曹雪芹强调了诗歌创作中首先立意是最“要紧”的，“词句究竟是末事”。其次是要“意趣真”，“着意趣真了，连词句也不用修饰，自是好的。”再次就是强调了“词句新奇”。这里所谓“词句”主要还是就立意而言．第六十四回有一段类似的议论，可以印证： 宝钗亦说道：“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 这里“命意新奇，别开生面”，“各出已见，不与人同”。可见曹雪芹在论诗不仅重视诗的立意，而且还强调所立之意应该“真”而又“新”。 做诗要注重立意，古代许多诗论家对此已有许多评论。唐杜牧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1］宋刘攽论诗也说：“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文词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占人甲易句，而不得其意义，翻成鄙野可笑。”［2］清王夫之也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3］曹雪芹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有他自己的艺术思想，他是不肯“随人脚踪”作老生常谈的，他论诗时强调立意的重要性，这似乎与古代许多诗论家相似，但他在强调立意的同时，还具体阐明了所立之意应该“意趣真”与“命意新奇”并力求使“真”和“新”统一起来。“真”是“新”的基础，只有在“真”的基础上开创“新”，才能富有艺术魅力，才能出奇制胜，别开生面。曹雪芹的这一观点在诗歌理论史上可以说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如果联系曹雪芹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整个思想来看，就可以发现这种见解是有针对性的。 曹雪芹生活在清王朝的盛世，但此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当时封建文入大都慑于文字之祸的严酷，不敢给予正视和揭露，他们创作诗篇也就很少有真意和新意，大量是歌功颂德之作，文坛上拟古仿古的风气盛行，充斥着模仿落套公式化的作品。与曹雪芹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章学诚曾尖锐地指出：“小说歌曲传奇演义之流，其叙男女也，男必谶佻轻簿，而美其名曰才子风流；女必冶荡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绝世，”其故事情节“或附会疑似，或竟托予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4］沈德潜标榜“格调说”，要求作诗者论法学古，讲究诗格诗体，而内容归于温柔敦厚，使诗能够起到“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帮国、应对诸侯”的作用［5］。这套诗论由于符合封建统治者的要求而风靡一时，在创作上也形成了一股相应的潮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情与诗风对曹雪芹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他借小说人物之口，说明不要“随人脚踪走去”，要。各出己见”。他借林黛玉之笔所创作的《五美吟》，标新立异，与传统的看法大不一样。他还借薛宝钗之笔创作《螃蟹吟》，刺世刻毒，毫无温柔敦厚之意。所有这些都被大观园中的人“赞不绝口”。这里还须注意的是，新奇不是冷僻，不是怪异。我们通过作品中一些人物对具体诗作的品评，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如第三十七回《白海棠诗》，李纨评薛宝钗第一，林黛玉第二，理由是林黛玉的诗虽然“风流别致”，却不及薛宝钗的诗“含蓄浑厚”，探春当即附和道：“这评的有理”。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仅以双方的警句来比，林黛玉用“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来写白海棠，固然构思新巧，但毕竟比较虚浮，不如薛宝钗的“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情意深重。至于林黛玉的《葬花诗》，字字句句，饱含着血和泪，交织着爱和恨，寄托了作者发自内心的同感与共鸡。《葬花诗》的立意之真与新是有目共睹的，它表现了当时具有新的思想萌芽的人物在封建势力的包围和摧残下的敏锐感受。“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对现实描绘得何等沉重，何等深刻!《葬花诗》实际上体现了曹雪芹强调“真”意与“新”意的一篇典范之作。可见，曹雪芹的这种诗论，相对于当时流行的诗风来说，是很有战斗锋芒的。而从它对创作实践的指导意义来看，则是为了使创作者能够痛痛快快地说出想要倾吐的真话与新话。 二 作品的真实性取决于材料的真实性，作品的新鲜感取决于村料的新鲜感。《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通过“石兄”韵口发了下面一通议论： ……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 这段话中强调了创作取材要“真”。他的诗歌创作取材，同他的小说创作取材是一致的，都要写“亲睹亲闻”的人和事，直接取材于日常现实生活中“现成的真事”(第七十九回)。曹雪芹作品中的人物的“事迹原委”、生活经历和为人处世的种种表现，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心。对于他们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要“追踪蹑迹”，按照生活原来的面貌如实地描写，不去搞穿凿附会，“而反失其真传者”使作品失去了“真”意。他还说：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埤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曹雪芹在这段话里，以“新奇别致”相标榜，主张不借旧套，冲破那种如“蹈一辙”的公式主义而独树一帜，这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大胆创新的可贵勇气和卓越的艺术才能。研究一下中国文学史，我们就会深深地感到，突破取材的因袭性，直接从日常现实生活与“亲睹亲闻”的“现成的真事”中吸取创作的源泉，《红楼梦》的贡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曹雪芹这里所说的“新奇别致”既有“新”意，又包含有“真”意。因为那种“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是令人生厌的；那种“假拟”出来的是不真实的，与“新”是根本对立的。要达到“新奇别致”，除了要尊重现实中的“身体情理”，不“假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不“落套”，要有独创性，要有真意和新意。关于这一点，在《红楼梦》中，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反复张扬，以为呼应。 在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一节，写女先儿说《风求凰》刚开头时，贾母就将她的话打住，说：“这些书就是一套子，总不过是佳人才子，最没趣”，而且“前言不答后语”，不过是“编了出来取乐”的。第七十回薛宝钗填《柳絮词》，在创作之前先讲了她的指导思想：“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的东西，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可见，她是主张说出新意来的。又如第七十六回写林黛玉和史湘云“凹晶馆联诗”，当史湘云正准备联诗时，只昕“嘎”的一声，飞起一个白鹤来，直往藕香榭去了。湘云顿时即景成句“寒塘渡鹤影”。黛玉听了，“又叫好。又跺足，说：了不得了。这鹤真是助他的了！……'寒塘渡鹤’，何等自然，何等现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鲜!我竟要搁笔了。”这整个“凹晶馆联诗”的情节，我们又可以把它当作一篇精彩的诗话来读。正是这种从日常现实生活中“亲睹亲闻”的“现成的真事”中取材创作出来的佳句，使林黛玉惊叹并“竟要搁笔了”。《红楼梦》中有许多处论诗，但还没有一处是象此处这样赞得激动，赞得透彻的。“自然”、“现成”、“有景”、“新鲜”是曹雷芹借林黛玉之口称赞诗作的话，然而从这种激动，透彻的赞语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这就是曹雪芹在艺术上所向往和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他所创作的《红楼梦》中的人物活动与情节场面就象生活本身那样“自然”，“现成”，“有景”，“新鲜”。在《红楼梦》里，人物无论主次，场景无分大小，事件不管是复杂或简单，都描写得那么朴实自然而又丰富多彩，好象生活原来就是那样予似的，处处使人觉得如入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正如鲁迅所指出的：《红楼梦》“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皆不同。”“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为新鲜。”从“凹晶馆联诗”这一诗论中，我们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曹雪芹作诗与论诗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思想。 三 与立意相关联，曹雪芹也很注意炼字。在《红楼梦》第十八回中，薛宝钗将贾宝玉的诗句“绿玉春犹卷”中“绿玉”的“玉”字改成“蜡”字，贾宝玉便“洞开心意”，笑着说：“姐姐真是'一字师’了！从此只叫你师傅，再不叫姐姐了。”庚辰本第十四回有条脂砚斋批语说：“诗中知有炼字一法，不期于《石头记》中多得其妙。”确实如此。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多次借小说人物之笔直接写作炼字，有时还借小说人物之回直接写作炼字。如第四十八回，曹雪芹通过香菱之口，称赞王维两首诗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与“日落江湖自，潮来天地青”的“直”、“圆”、“白”、“青”的用词：“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象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又如第七十九回贾宝玉“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地作了一篇祭晴雯的《芙蓉女儿诔》，他极力打破过去祭文的“熟套”，要“改个新样”；林黛玉称赞这是一篇“新奇的祭文”，还针对“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中，女儿薄命”说：“这一联意思却好，只是'红绡帐里’，未免熟烂些。放着现成真事，为什么不用?”并建议改成“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宝玉听了，不禁跌脚笑道：“好极，好极!到底是你想得出、说得出……这一改新妙之极。”从上述议论中，我们是可看出曹雪芹对诗歌创作炼字的一些看法。我国诗歌创作一向注意炼字。唐郑谷改僧齐己《早梅》诗中的“数枝”为“一枝”，齐已便拜他为“一字师”的故事已成为历代相传的佳话。杜甫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6］还有如：“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7］“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8］这些唐人诗句，是我国古代诗人炼字的生动概括。与以往诗人和诗论家不同的是，曹雪芹在炼字的同时，还强调炼字要扣住立意，力求语言与形象的“真”与“新”，要打破“熟套”“改个新祥”，运用“现成的真事”，使诗词达到“新奇”“新妙”的境界。在第三十八回中，他借薛宝钗的口说：“诗固然怕说熟话，然也不可过于求生；头一件，只要立意清新，措词就不俗了。”第四十八回香菱学做《吟月》诗，第一次失败了，被林黛玉评为“意思却有，只是措词不雅”。第二次其实进步不小，但众人评时，还是不满意，正如薛宝钗所评：“不象吟月了，月字底下再添一个'色’字，倒还使得。你看句句倒象是月色。”直到写了第三首，众人才说：“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细读就很容易看出，第一首之所以被评为“措词不雅”，是因为它用了不少过于“熟滥”的写月之词，原因是作者心目中摆脱不了天上那个月亮，翻来复去想把它形容得动人些，结果落八了堆砌写月的“俗套”，如林黛玉所说：“皆因你看的诗少，被他缚住了。”第三首比第一首“新巧有意趣”，全文未写月而处处有一个月在，写得很吸引人，如“影自娟娟魄自寒”中的“影自娟娟”，给月亮形象赋予人的情态，就比第一首的“清光皎皎影团团”的拙直描写生动得多。由此可见，诗的立意能够在炼字的语言上表现出来，使之更清新真切，更形象生动。 又如第三十八回写众人都做菊花诗，事先宝钗和湘云就做了一番“炼题”工作，这就是因为菊花诗“前人太多了”，容易“落套”，经过“炼题”就可以从新的角度来咏菊，便于出新意。所有的诗写成之后，众人一致推黛玉为首位，理由是她的诗“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另外又议论道：“'秋无迹’、'梦有知’、把个'忆’字竟烘染出来了”；“'短鬓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个缝儿也没有”；“'偕谁隐’、'为底迟’，真真把个菊花'问’的无言可对”。整个写菊花诗的情节完全可以当作一篇精彩的诗话来读，而以上议论与警句足以说明，炼字对诗歌的状物言志是否生动恰切，艺术构思是否体现了完整性，都有很大的关系。炼字本身是一种方法或技巧。曹雪芹和许多封建文人的清闲娱情、随情遣笔弄墨大不相同，他如果不是为了追求“真”意与“新”意，就不会“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直至“泪尽而逝”了。从《红楼梦》现存的各种批本来看，故事情节的改动并不大，而具体文字上的出入却很多，仅据庚、戚两本互校，异文就多达两三万处。致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不少是属于抄袭错讹，但也有许多是出自营雪芹的修改。从中我们可以依稀窥见曹雪芹为求得语言的准确、形象，生动，确实呕尽了心血。他在《红楼梦》的许多遣词造句上，堪称达到了如脂批所指出的：“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减，入情入神之至”的境界［9］。 总之，曹雪芹的诗论散见于《红楼梦》的一些章回中，内容是很丰富的，我们应当加以发掘整理，以发展和丰富古典诗歌的创作理论。 注释： ［1］《樊川集答庄充光》。 ［2］《中山诗话》，见《历代诗话》第285页。 ［3］《姜斋诗话》卷二。 ［4］《文史通义》第158页。 ［5］《说诗晬语》卷上。 ［6］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7］卢延逊《苦吟》。 ［8］贾岛《题诗后》。 ［9］庚辰本第十八回。另甲成本第五回也有脂批：“一字不可更，一字不可少。” 陈凤珍 原载：《荆州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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